jim yeh on 十一月 13th, 2015

你自由嗎?民主社會允許每個人自由地表達意見,但要真正做到獨立自主,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因為自由常常會讓人感到焦慮,於是反而不敢獨立思考而放棄追求積極自由,取而代之的是消極的逃避自由。

逃避自由》是心理學家弗洛姆提出的觀點,他區分兩種自由的概念:消極自由是解放個人身上社會習俗的束縛,它們是由其他人或機構所加諸。消極自由在歷史上常常被捍衛,但弗洛姆認為它本身帶有毀滅力量,除非有一個創造性因素與之相伴,積極自由則是運用自由,自發地將完整的個性運用到創造性活動當中,這必然指向一種真正與他人的連結,超乎常規社會互動中的表面聯結。

弗洛姆說,我們常常會感到空虛和焦慮 (他將此比作從嬰兒到兒童的成長曆程),這些感受不會消失除非我們使用我們的「積極自由」並發展出新的形式取代舊的秩序。但是,常見的實踐「消極自由」或者真實性的替代方式,是對一個取代舊的秩序的獨裁系統臣服,這個系統有著別樣的外在表現但卻對個人有著相同的功效:用開出如何思考如何行動的處方來驅除不確定性。

弗洛姆提到很多人不是去成功地利用消極自由,而寧願通過發展某些想法和做法來提供某些形式的安全,企圖把它的消極作用最小化。這些包括以下:

  1. 獨裁:弗洛姆將獨裁者的個性描繪成包含了施虐和受虐因素的。這個獨裁者希望通過競標給這個世界一種秩序來贏得對他人的控制,他也希望將控制交給某些更高的力量,這個力量可能會偽裝成一個人或者是一個抽象的想法。
  2. 破壞:施虐者希望能贏得對某物的控制,而破壞性格希望摧毀他不能控制的某物。
  3. 服從:當人們潛意識將他們的社會裡的常規信念和思想內化成他們自身的經驗時,這樣就使他們避免真正的自由思考,因為會產生焦慮。

弗洛姆分析了納粹意識形態的特點並且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的心理體系已經轉變為對依靠新秩序來重樹國家自豪感的渴望,並且表現為了納粹主義。弗洛姆翻譯的《我的奮鬥》體現了希特勒有獨裁主義的性格特點,這種性格不僅促使他想以更高權威(即天然的統治者民族這一觀念)的名義來統治德國,還讓他看到了那些沒有安全感的、需要一些自豪與肯定的工人階級的美好前景。

弗洛姆暗示,當一個國家正在經歷著消極自由時,很可能就會屈服於獨裁主義政權,但他卻明確提出了迄今為止文化演變的結果是不能被抹殺的,並且納粹主義並沒有給世界建立真正的統一。最後,弗洛姆調查研究了民主與自由。他提倡現代民主與工業化國家,但他仍然強調了如果僅有這些社會提供的外部自由而沒有同等的心理自由是不完善的。

弗洛姆表明雖然我們已經不再受顯而易見的獨裁主義的影響,但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行為仍然受著所謂的「常識、專家意見、廣告」這些因素的制約。一個人真正的自由就是完全不受約束地自我表達、和自主地開展行動,並且要對個人真實的情感進行真實的反應。他的存在論中明確地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活的過程」。[1]

用弗洛姆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政治發展,可以看到消極自由帶給我們的毁滅力量,不過,當然也可以看到這當中蘊含積極自由創造性因素的機會。最近幾年來,我們看到由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極盡破壞之能事。由於民進黨加上台聯在國會中的席次抵不過國民黨,對於他們無法掌控的法案,動輒以霸佔主席台阻撓與杯葛使國會議案無法進行,正是逃避自由的破壞行為。

面對在野黨無理的舉動,國民黨可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立法院長王金平引以自豪的國會朝野協商,使國會運作不能按照代表民意的政黨席次來表決,而是要透過黨團利益交換的密室協商,國會儼然變成王柯相互勾結的喬家大院,更顯示執政黨對在野黨的破壞無能為力。

更有甚者,民進黨側翼與外圍組織發起群眾的抗爭,慢慢發展出由學生佔領與衝撞國會及官署的行動,嚴重破壞法律制度也使反政府的氣焰更加囂張。荒謬的是,沒有民意基礎的抗爭者要求由人民選出來的總統要接受他們的主張,因為他們代表人民;只要政府不同意他們的訴求時,綠衛兵就會開始「路過」以強制行動來要脅政府,直到政府屈服為止。

台灣人民並沒有用選票來制裁民進黨的破壞行為,卻用選票懲罰了國民黨的執政不力,使國民黨在去年九合一選舉中大敗。在藍營政治情勢一片低迷時,洪秀柱登高一呼誓言要把人心找回來,她說:

我在想我們是不是總在不該模糊的地方模糊了,在不該妥協的地方妥協了,也在不該姑息的地方姑息了,更在不該放棄的地方放棄了呢?而它的原因是甚麼?是不是我們的中心思想沒有了?我們的黨德、黨魂也都渙散了呢?

我們一起捫心自問,我們是不是在國家定位上模糊了?試問我們還有沒有追求更高和平的勇氣,還有沒有奮鬥犧牲的精神,還有沒有救國的理想?還是只想著守住偏安一隅的現狀,讓本黨變成了一隻在溫水中沉迷的青蛙?

為什麼本黨現在是完全執政的執政黨,但我們卻居然得妥協委屈得只像個在野黨呢?

柱柱姐的省思和行動,帶給許多人感動,也因此突破國民黨高層設下的重重障礙而成為代表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柱柱姐指出了一條與其他政治人物不同的一條路,正好是「指向一種真正與他人的連結,超乎常規社會互動中的表面聯結」。在這條路上,她「運用自由,自發地將完整的個性運用到創造性活動當中」,這正是可以帶領人們從消極自由走向積極自由的一條路。可惜,不敵黨內失敗主義者及政治算計的陰謀論者,最後淪為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國民黨走回派系利益交換的老路,對支持者也只能依賴施虐/受虐之間的依存關係,這是逃避自由的獨裁行為。

國民黨宣傳含淚、含恨、含血都要投朱,要求藍營支持者團結對抗民進黨以反日寇反台獨的訴求,正是施虐者的表現。多數的泛藍選民要被迫成為受虐者,而無法表現他們的自由意志。因為他們必須仰賴國民黨的力量來對抗綠營及台獨的勢力,即使國民黨已經失去民心,但人們自欺欺人實在是他們也沒有其它的選擇。對於擔心民進黨漁翁得利的受虐者來說,向國民黨內政治敗壞的勢力繼續妥協,實在是不得不的選擇,即使黨中央背信棄義、出賣理念和黨魂,也只有不問是非支持下去了!

對於國民黨的獨裁行為,難道我們只能選擇當可憐的受虐者嗎?逃避自由是因為缺乏內在創造性的能量,因為沒有透過獨立思考及自省批判,於是也無法足夠的力量來脫離獨裁者;只有透過獨立思考的批評力才可以帶領我們走向積極自由。積極自由需要弗略姆在《愛的藝術》提到對事物要有愛的感受力,也就是創造性的愛,而不是毁滅性的愛。挺柱是什麼讓我們走在一起,就是對愛的感受力呀!堅持讓理念掘起,唾棄政治利益交換和向惡勢力妥協,我們根本不需要屈從虐待者。

多數人民比較容易服從權威而自動從眾,潛意識把某些政治信仰內化成自身的經驗,這些信仰多半是接受政治人物及媒體的教條似的宣傳。由於害怕焦慮,於是乎不敢有太多獨立自主的思考和判斷。然而,這種逃避自由的服從行為,將會使人更依賴權威或是讓反社會抗爭的行為更為激烈,為社會帶來毁滅的力量,因為我們與世界的關聯薄弱,也找不到讓人有創造性的感動。

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真的值得讓我們引以為自豪嗎?到底我們正在逃離自由或是追求積極自由?2016年總統大選,我們投下手中的一票決定我們到底有多自由,還是免除不了被政治人物恐嚇的情境?當然,真正的積極自由不可能靠一次選舉就改變,但它會是從一顆風向球開始,就從投票行為背後的獨立思考開始。



附註  
  1. 逃避自由. (2015, February 14). Retrieved from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3 Responses to “自由的能力”

  1. [...] 國民黨從 10/17 換柱以後,很多挺柱的朋友從原來不投票給國民黨,後來慢慢改變心意轉向挺朱,除了前文提過《逃避自由》的觀點,依賴和屈從國民黨接受它的虐待之外,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原因是其實人並不知道在觀念世界的「我」,和現實世界的我,其實是不一樣的。很多人面對環境的透過人為操作的變因,通常是很難意識到自己心志的薄弱,是沒辦法堅持做觀念世界的「我」,我們並不如自己想像的自由。 [...]

  2. [...] 同人看到某些宣稱自己為團體盡心盡力,一直在跟別人比較誰對團體貢獻比較大的人,其實只是自我的托大而已。自我的空虛是由於自卑心理的補償作用而來,於是他們需要他人掌聲的認同,需要表現他是多麼與眾不同;可惜他的自性沒有透過個體化的實現,而只是運用權威和壓抑不同的價值觀。他們只希望團體其他成員的服從,而不希望別人有獨立自主的想法,在他們眼中,這種行為就是在搞自我,所以是不能夠被接受的。 [...]

  3. [...] 就是因為有不願相信國民黨會背棄支持者的天真者,所以在當國民黨為了向派閥政治傾斜靠攏而不顧體制廢柱,並且提名王金平為不分區第一名,明目張膽以政治利益交換而放棄政黨理念的堅持時,他們仍然要含淚支持國民黨,因為不能讓民進黨得逞破壞他們的理想國度,縱使世界已經悄然改變了,但是他們就是不願意接受現實。於是天真的選民總是成為受虐者,受到政黨操作變因而無法行使自由的意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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