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一直強調，西方自由主義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民權主義不是完全的民主主義。這樣的論調過於以西方本位窄化民主的涵義。這本來也沒什麼好辯的，但他聲稱有強迫症，不能接受別人用名不正言不順的方式混淆視聽，但我就是看不慣自以為是的似是而非，加上不能苟同推崇西方個人主義而輕視東方群體關係，必須明確清楚表達民主政治不是舶來品。但我並非好辯，于豈好辯哉？于不得已也！
每一種政治制度的發展，都是為了解決人民碰到的問題，民主政治的發展當然不會是例外，都是人類文明必然經歷的過程。不論東西方文化，人們都必然都有追求自由的渴望，所以發展出民主政治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實現民主政治也不會只有符合西方政治哲學才叫民主。有人說中國儒家思想就不能發展出民主，這種論調其實是沒有抓到民主發展的脈絡。
綜觀人類的政治發展歷史，可以發現東西方政治制度演進的軌跡大致相同，都是從神權發展到君權，再由君權演進到民權，這樣發展的脈絡是其道理可尋的。最早的時候，人需要用力氣和野獸競爭。到了大部分野獸都被之後，就需要神權來和大自然競爭。然後人跟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爭執，就需要君權組織動員來解決紛爭。到了近代，國內相爭，人民要和君王競爭，逐漸發展出民權，這個時期可說是善良與邪惡競爭、還有公理與強權競爭的時代。（《民權主義》第一講）
為什麼東西方政治歷史都要這樣發展？從這個時代往前看，民主政治的發展，就是為了解決權力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而造成政治腐敗的問題。雖然權力分散和制衡常會使民主政治很沒有效率，但和遇到獨裁者或暴君的專制比起來，民主執政效率不高的危害顯然小得許多，而且人民可以有機會用選票淘汰不適任的執政者，獨裁專制就只有革命流血一途了。
再往前看一點，君權的專制，在遇到比較開明和有能力的君主時，會有更高的施政效率，可以增加全民的福祉，即便必須犧牲少部分自由為代價。中國流傳幾千年下來的帝制思想，總是相信由有才德的君王行仁義，以使百姓安居樂業，創造全民的幸福。但有治世就會有亂世，亂世的政治腐敗，人民遭受苦難，由具備治世才能的人結束亂世，再繼續重複一治一亂的循環，這就是中國傳統君權的政治運作模式。
從君權再往前看，設立神道是神權時期的政治活動結合宗教儀式來教化人民。也就是《易經》中的《觀》卦所說的「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由此可知神權是透過對宗教儀式的虔敬，教化人民的行為以符合天道，以避免招致災禍。《觀》卦和《臨》卦相綜，提醒人們《臨》卦在二月一切萬物生氣盎然，卻警告潛藏「八月有凶」的危機，因為「消不久矣」意謂陽氣發展到八月後就衰弱了，也就是說要觀察施政對人民的影響而反省及調整。
從政治歷史演進的軌跡，可以看到政治權力核心的轉移。由神權時期鬼神超自然的力量，漸次轉移到君權時期的皇帝與君王。到了民權時期，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主張自由是上天賦予人的天賦，人生而平等。所以在政治上應該有相同的權力，於是政治核心又轉移到每一位公民身上，所以必須推崇個人自由主義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認清關於正義思辨的各種觀點，一般來說，思辨正義可從三種不同觀點來探討：一是福祉，二是自由，三是美德。
以福祉的觀點來看，效益主義（即功利主義）提倡追求「最大幸福」，認為效益即至善的理論，相信決定行為適當與否的標準在於其結果的效益程度。
效益主義認為人應該做出能「達到最大善」（即「最大效益」）的行為，所謂最大善的計算則必須依靠此行為所涉及的每個個體之苦樂感覺的總和，其中每個個體都被視為具相同份量，且快樂與痛苦是能夠換算的，痛苦僅是「負的快樂」。效益主義不考慮一個人行為的動機與手段，僅考慮一個行為的結果對最大快樂值的影響。能增加最大快樂值的即是善；反之即為惡。邊沁和米爾都認為：人類的行為以快樂和痛苦為動機。米爾認為：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對幸福的促進就成為判斷人的一切行為的標準。
在政治哲學上，效益主義者贊成將民主作為使政府利益與公眾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種方法。他們認為每個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過也有人因為強調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義、甚至獨裁主義。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認為最大的幸福是來自社會的根本變革，從而走向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效益主義，維基百科）。
以自由的觀點來看，羅爾斯的《正義論》主張「自由」和「平等」的原則性調和。其核心包括：提供正義的環境、以及以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為在此環境中為參與者提供公平選擇的機會。
羅爾斯提供一個公平選擇的模型，讓參與者們將假想性地選出相互都可接受的正義原則。他相信，在這樣的約束下，參與者們會發現對他們有利的正義原則有著特別的吸引力，勝過其它諸如功利主義和右翼自由意志主義等方面的考量。
羅爾斯提出正義兩原則，其中自由原則是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權利，去享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而其所享有的基本自由權與其他每個人所享有的同類自由權相容。至於平等原則為應該調整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使得：
- 各項職位及地位必須在公平的機會平等下，對所有人開放。（機會均等原則）
- 社會中處於最劣勢的成員受益最大，並與公平救濟原則相容。（差別原則）
在差別原則上，公平救濟旨在提供一種約束，以減少給子孫後代帶來的嚴重影響。 羅爾斯主張我們對後代負有的責任是積蓄充足的有形資本以持續地維持一個公正的制度。如果差別原則沒有提供這種跨世代的要素，可能會造成剝削下一代劣勢群體來施惠於當前在世的劣勢群體。（正義論，維基百科）
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則是設想在「原初狀態」下的一方，他們對自己所擁有的技能、品味、和地位於當社會的情況一概不知。而於此狀況下讓他們對權力、地位、和社會資源通過一定的原則分配予諸人。羅爾斯寫道：「這一點保證了任何人都不會在選擇原則時由於天然機會的結果或社會環境中的偶然事件而有利或不利。」這個概念是為了在分配社會合作的原則正義與否時抹除一己之私，或是自我階層的私利而創造的。（無知之幕，維基百科）
以美德的觀點來看，社群主義是一種提倡民主卻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對立的政治哲學，又稱為「社區主義」、「共同體主義」、「合作主義」等。 社群主義強調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聯繫。這種信念來源於自我、社會認同、人格等概念都是由社群建構的，與個人主義的觀點有很大分歧。儘管社群可以小到以一個家庭為單位，但社群主義經常在更廣大的視角下被理解：擁有共同利益、歷史文化、居住地理區域的不同人群的互動。
社群主義對於社群和群己關係的重視是承襲公民共和主義的傳統而來，其可溯源自柏拉圖《理想國》，以及亞里斯多德對人類是社會性動物的強調。社群主義旨在恢復社群價值的重要性，而非想取代自由主義在當今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僅是希望修正自由主義對個人和社群的錯誤假設，並重申社群對個人的重要性。
個別漢學家認為，中國儒家思想與社群主義原則一致，西方民主制度可借鑑儒家的思想資源。
社群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和19世紀的個人主義都不利於建立民主，政府也無法帶來真正民主，政府帶頭設計的民主模式，無一例外都迅速流產。自由的前提是成形的公民社會，通過個人對社群的參與而表現出來；人的自治，在於有根據社群需要而修正個體行為的能力。個人主義認為，遵守社會公德就要犧牲個人自由，帶有強制性。社群主義批評，不受外在道德或社群關係的約束，對社會並無好處，反而阻礙社會進步；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等級制度、服從、互相依賴，都有其價值，正如約翰·杜威指出，社群的凝聚力，有助確立個人價值。民主的基礎，在於個體溝通良好的社群；在溝通良好的社群中，嘩眾取寵的做法就會受到抑制。
社群主義認為，國家有干預和引導個人選擇的責任，其次個人也有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義務。社群主義要求的是「強國家」，認為一個缺少公共利益的社會即使再有公正，也不是一個好社會；而只有國家所代表的公共政治生活才能促進公共利益的實現，所以為了國家和社群的利益甚至可以犧牲個人的利益。
社群主義批評，美國的民主過於形式化，既不鼓勵也不阻止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僅確保了一種權力框架，讓人有權選擇他自己的價值觀，這種形式化的自由給社會留下真空，使形形色色偏狹的意識形態乘虛而入，如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反墮胎、反同性戀、新納粹主義、白人優越主義、戀童癖等等。社群主義主張地方自治，強調社區和地區性教育對政治生活的重要性。（社群主義，維基百科）
由以上正義思辨的觀點，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自由主義只不過是實現民主精神的一種觀點。而從西方文明發展的歷史也可以發現，自由主義的濫用，也扭曲民主政治而形成民粹主義的亂象。所以把自由主義當成民主主義核心，其實只是一種民主政治核心化的妄念，並非民主政治的真相。
民主政治的發展，其實是在政治領域上去核心化過程的一環，民主在政治上所努力的成果一直都是全人類共同的資產。誠如西方社會在六十年代發起的新時代運動一樣，西方科技開始思考東方的人文思想，包括哲學、藝術、宗教等內涵。而心理學的發展也注意朝向精神層次有關人的價值和與世界建立關連，人並不是孤單存在的個體；社群主義的思想也和阿德勒主張的「社會興趣」觀點、以及弗洛姆主張《逃避自由》、《愛的藝術》相呼應，我們不但不能說 國父主張的民權主義不是完全的民主主義，更是不能以民主的核心歧視君權和神權。 國父說過：「根本上討論起來，無論君權和民權，都是用來管理政治，為眾人辦事的，不過政治上各時代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就各有不同罷了。」關鍵的思考是認清政治所面臨的問題，我們才能去除對核心化的依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