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表對《Wealth 3.0》這本書的讀書心得後,Zulu 對同人的文章表達看法,我們因此而進行了討論,同人認為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對話。
雖然 Zulu 沒讀過托佛勒的原書,只能從同人的文字中做推論後,再用他的表達方法做摘要及整理出他的觀點,他希望能勾畫出一些有意思的內容。而對於我而言,藉由他的詮釋,可以對先前所提觀點不夠完整的部分做一些補充,而且也能讓我有機會吸收到不同角度觀點的機會。
我們在這場對話中,討論到經濟與非經濟領域應該用區域化或是全球化的角度來探討、以及知識經濟的框架上,是否可以解決有關文化、宗教、以及道德上的衝突。同人認為,這些議題的背後其實存在著一個更核心的問題,也就是在知識性財富革命的過程中,我們該如何解決價值衝突的問題?這些在托佛勒的書中都有提到,只是前篇文章限於篇幅而未提及,以下就是整理自回應 Zulu 的觀點,用來分享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Zulu 認為托佛勒的論點與傳統的思維有根本性的差異,他提到:
經濟打破了歐洲宗教改革和國族認同設下的藩籬,而在當代的民主價值觀中 (至少以其表面聲稱的情況來講),道德的差異在一個意義上無法討論而需要被容忍。托氏的觀點剛好顛倒了我們的認知。作為人類普遍價值尺度的經濟會趨向區域化,無法化約的道德問題反而要求一致的行動。
就同人的理解,托佛勒認為經濟與非經濟領域是無法脫鉤來看待的,甚至他強調「非同步化效應」會成為經濟發展受限的危機。他提到非經濟領域的「再全球化」與經濟領域的「去全球化」的趨勢是一種非同步化的例子。然而,這種非同步化的需求其實是因為其它層面有著同步化的需求。
究竟是什麼層面需要同步化呢?這點在托佛勒的書中沒有明說,但同人推論認為,如果全球化經濟使得地球資源耗竭、人民或國家安全出現疑慮時,經濟發展勢必受挫甚至可能會出現災難,因此經濟與社會制度之間出現了同步化的需求,必須運用全球化的科技讓非經濟領域達到全球化的水準,才會趕上經濟發展的步調。
其實經濟與非經濟的領域的問題是錯綜複雜的,這點托氏在書中的第七部「墮落的年代」有詳細闡述。我們處在「新複雜時代」(第 34 單元),工業時代的典範已不再適用於知識經濟了,我們面臨「根基腐蝕」(第 33 單元),因而導致「內爆危機」(第 32 單元),我們需要「求新求變」(第 31 單元),但現今所見的諸多改造都是「假改造」,缺乏對改造意義的了解。我們是用工業時代大量生產的觀念去看教育、文化、知識經濟等議題,處處會發現社會與經濟產生非同步化效應的例子,例如托氏在第 255 頁中提到:
華盛頓只是在重複它最內行的事:建立工業時代的官僚機構。這一個龐大、垂直的層級組織,內含無數相互衝突的單位,理論上,它應該與市級或州級的許多小官僚機構接連互援。
反之,恐怖組織卻可以比官僚機構更有效率。恐怖組織由許多小單位鬆散地結合,各成員只知道其他一、兩位成員的身份,多數人可以快速做決策,且都受過打完就跑(或自己引爆)的訓練。相較於家園安全部,蓋達組織簡直像薄餅一樣扁平,其成員當然不會去參加工會。
偽改造不是美國的專利,在歐洲也很普遍,那裡的的企業與全國公家機構常被迫接受歐盟愈來愈龐雜、僵化的規範。事實上,歐盟本身就是工業時代官僚機構典型。
托佛勒認為,機構的內爆與舊價值觀的崩壞其實有直接的關聯。當貨幣與非貨幣經濟從體力勞動轉移到知識性的財富創造及其帶來的無形產品,價值觀再度成為人們觀注的焦點。
價值觀的來源很多,任何社會裡的各種機構都反映創建者的價值觀,而服務該機構的人必須擁護同一套價值。如果重要的機構無法以現有形式存在,該機構所代表及提倡的價值與規範也不可能長存。隨著社會的變遷,有些價值會崩壞,另一方面也會出現新的價值。(p265)
當人們與時間、空間、知識之間的關係都面臨巨大的變化,使新舊價值交互激盪。這正是又一次地使知識產生如孔恩所言的典範轉移。雖然在過程中,舊典範為了存續必然會頑強抵抗,然而從歷史的經驗來看,趨勢卻是無法阻擋的。這也就是托氏在書中最後一單元所提的:第三波財富系統與工業革命一樣都是無法阻擋的趨勢。
托佛勒提到未來的發展,首先,資本主義很可能將會不復存在,因為財產、資本、市場、貨幣都會因為知識性財富的出現而產生變化;其次,革命性財富可能會讓人類真正地消弭貧窮,未來財富創造的重心在亞洲,由中國與印度的雙軌策略(一方面提供廉價的勞工,一方面發展知識性產業)崛起,將會帶動亞洲的興起,完全一個圓(從亞洲鄭和下西洋開始經由西歐的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到戰後美國的興盛,而亞洲將再度拾起數百年前丟掉的經濟優勢);最後,新一波的知識性財富將創造全球的世局新版圖,除了中日歐美及其它經濟強國外,還有看不見的棋局-非政府組織勢力也在影響著全球的局勢。
托勒佛對知識性財富革命的觀點,同人的體會是我們處在充滿不規律變動的蝴蝶效應中。我們目前正在混沌的狀態,我們追求動態均衡,不同於工業時代不同的靜態平衡。我們正在混沌中找尋複雜邊緣,在那裡會發生自我組織的行為,產生能夠適應變化的複雜適應性系統,今天我們只是讓經濟回歸它應有的角色,其它領域亦然,這就是托氏所言:革命性財富愈來愈以知識為重心,從而讓經濟成為廣大系統裡的一部分,文化認同、宗教、道德等議題回到中心位置。
這一切只是我們從化約的世界走向混沌,再朝向複雜世界的演化過程,這與科學的演化順序是一樣的,社會、經濟、與人文的發展在後面跟著走,這恰巧又是個非同步化的例子。
最後,同人提出我對 Zulu 提出有關知識經濟的下列問題的看法。
我的疑問是,像文化認同、宗教、道德種種的衝突是不是能在知識經濟的框架中找到解決。過去知識在啟蒙時代所發揮的除魅、解咒的功能在我們這個時代是不是依然有效?或是說在我們這個時代,知識應該參與造神過程來創造更多有形/無形的財富?
依照托佛勒的觀點來看,在知識財富系統下,知識的重點不再是經濟的實體效用,而是經濟(同人認為這是講求利益與效率,代表求真)、文化認同(同人認為這是講求藝術與美學,代表求美)、宗教、道德(同人認為這些代表尋求群體的共同意義,代表求善)的全面性整合,這是異中求同的同步化觀點;另一方面,讓不同領域各安其位、各行其事,我認為這就是追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做到《易經》中「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的境界,這是同中求異的非同步化觀點。
這樣來看,知識仍舊是要扮演掃除迷障的角色,與工業時代所不同的是知識的時效變短,牽涉領域與關聯廣泛而複雜,知識來源龐雜而使資訊充斥泛濫,過濾無用的「死知識」要靠什麼準則?除了科學外,共識、持久性、權威、啟示是我們過去常用的方法,在化約的世界中或許適用,然而在複雜的世界中,這些準則可能會失之偏頗,甚至舉起攻擊科學權威的大旗而使人們無適從。托氏認為知識性財富應該以科學為基礎,他說:社會如何運用及尊重科學,攸關革命性財富的未來。
因此,同人認為知識還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只不過這個知識和我們過去認知的知識有很大的不同,畢竟我們運用知識這個財富深層元素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變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