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人民感受的問題」

前一陣子，台灣人民對經濟感受的問題引起熱烈討論。Richter 在〈人民感受的問題〉中提到，考慮失業率、國族認同、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受訪者是否失業等因素，除了受訪者周遭的經濟環境（縣市失業率變動）以外，以國族認同「影響」人民經濟評價最大。

對於 Richter 的結論，Zulu 批評「2008 年寫的文章，卻引用 2004 年的資料」，指出 Richter 文章中所引用的資料，只能反映出四年前的狀況而不是現在。對於這樣的批評，Richter 則在他的文章中的後記中如此回應：

有人提出一種頗能迷惑人心的說法：「2008 年寫 2004 年的事，與現實脫節。」然而，許多關聯與因果具有恆常性，並不因時因地而異。包括「認同與意識型態影響人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也屬於這個範疇。換言之，本文所觀察的現象一點都不新鮮，已在不同年代與不同國家重複得到驗證。這不但是政治心理學的常識，甚至是密西根學派的奧義。

真的如同 Richter 所說的，批評他的觀點與現實脫節是一種迷惑人心的說法嗎？這是一個令人值得省思的問題。然而，如果研究者的論述不夠完備，又沒有明白交待其觀點的限制與基本假設，恐怕反而會讓人認為迷惑人心的是研究者而非批評者。

依照 Richter 的說法，國族認同影響人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而經濟感受是屬於一種政治態度與行為，因此國族認同影響人民經濟感受的結論是不受時空客觀環境所影響的。如果這樣的說法可以成立，那就代表著人會因為政治立場而忽略經濟實情，換句話說，人們表達經濟感受其實是不理性的，會受個人偏好所主導。但這樣的觀點卻與經濟學中假設人的行為是理性的有所違背，到底是那裡出了問題呢？

我們仔細審視 Richter 的論點可以發現，他把人民經濟感受視作為政治態度或行為。他依據了政治認同影響政治態度與行為的理論，將人們認為不好的結論歸因為國族認同的影響，並從迴歸模型的相關性而得到驗證。同人不會說他的看法完全錯誤，但卻會認為他把問題過度簡化了，而且單靠迴歸模型的顯著相關並不能證明變項之間有影響力存在，因此我認為他的觀點是有偏頗而不夠完備之嫌。

人民需求層次的滿足

把人民的經濟感受當做政治態度與行為其實是一種簡化的觀點。雖然經濟感受與國族認同應該存在某種關聯是可以被理解的，但人民的經濟感受並不完全是來至於政治，不同時空的經濟因素會導致政治在經濟認知上所佔的比重。因為一時的政治傾向與經濟感受的關係就忽略人民痛苦指數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法，痛苦指數代表令人不快的經濟狀況，等於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總合。其公式為：痛苦指數 = 通貨膨脹百分比 + 失業率百分比，表示一般大眾對相同昇幅的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的影響，而認為人民經濟感受不好主要是因為國族認同，這是不夠嚴謹周詳的論點而無法讓人信服的。

其實，人民的經濟感受是否代表了政治態度及行為的表現，個體的需求層次的滿足是非常重要的關鍵。依據馬斯洛需求層級理論，人的各種需求有高低及順序之分，每個層次的需求與滿足的程度，將決定個體的人格發展境界。因此，當生存需求與安全需求無法被滿足時，人們多半不會積極參與政治，去滿足社會歸屬感與被尊重的需求。

例如對展現出他們對政治的興趣與狂熱的人而言，如果連最基本的三餐都沒辦法得到溫飽，同時必須承受巨大的生活壓力所帶來的恐懼時，是很難有心思在那高談闊論的。

因此，人民的經濟感受不見得是政治態度與行為的表現。在生存與安全需求可以滿足的情況下，經濟感受才可能與政治立場有很大的關係。從 2004 年到 2008 年之間，社會上發生了許多人民對政府的抗爭，而我們可以輕易地從中觀察到，愈來愈多的抗爭其實與人民的政治立場沒有直接的關係。

隨著許多的弊案一個一個地被揭發，人民發現國家的監督機制出了問題。在 2004 年到 2008 年之間，我們看到了一些親綠的學者、過去民進黨的支持者都紛紛站出來對政府表達不滿。由此可知，目前人民所認知到的經濟問題並非國族認同所致，而是對執政者的不信任。

從經濟學上的代理問題可以輕易地理解，人民與政府間存在利益衝突與資訊不對稱的現象，當人民發現政府貪腐的事實後，官方所提供的經濟統計數據已變得不值得相信了。造成這樣的後果並不是國族認同所致，而是因為人民感受到生活的困苦。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一切都是媒體過度渲染的後果，但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不是人民普遍感受經濟不好的例證而是特例的個案呢？用 2004 年的資料用來論證國族認同影響經濟感受，然後認為 2008 年也是相同的情況，這其實才是「頗能迷惑人心的說法」。這也正是 Zulu 說的暗示與誤導讀者：

Richter 的文章裡面用了一些暗示性的寫作手法，比方說「笨蛋，問題在XX」的句型或是像「人民感受」、「總統大選」這類辭彙。因為它們是眼下流行的主題，所以它有一種暗示效果，給人一種錯覺好像他在講 2008，腦子更差的人還會爆發「八年來一直如此」的幻覺。

如果你明確地批評他說，資料都是 2004 的無法說明 2008 的情況，他還可以理直氣壯地回應說，原文中沒有出現 2008，他這是客觀研究，有數據、有模型，有關 2008 的一切都只是你自己的幻想….blablablah。

研究結果的擴大解讀

同人並不是要批評 Richter 所建立的模型是錯的，而是要提醒他及其擁護者，依據他所建立的模型及分析結果並不能得出人民國族認同（以及其它因素）影響經濟感受的結論。我想要強調嚴謹而客觀的研究必須從多方面去思考問題，不應該只為了我們想要證明什麼結果，然後以部分的現象來當成全面性的解釋。研究者這樣的行為只會加深或反映他的個人偏見，卻無法解釋問題的真正成因，正如 Zulu 所提到的：

如果真的要深入討論這篇文章。我得說，這篇文章恐怕犯了「國族認同中心主義」的毛病，也就是說作者把「國族認同」的差異當成解釋現象的最終概念。他手上的數據分析顯示出國族認同和經濟感受有統計相關，立刻做出結論說：「顯而易見的，人民感受的問題其實就是『有色眼鏡』的問題」，這是有危險的。

從統計學得出因果關係的危險性應該說是社會學的ABC，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黑人的犯罪率比較高，所以讓黑人婦女流產以降低犯罪率。以國族認同作為各種現象的解釋依據，這種觀點本身就是台灣社會的一個問題。與其問 Richter 這篇文解釋了什麼，不如問它反映了什麼甚至是加深了什麼。

從研究方法的觀點而言，即使變項之間具有高度的顯著相關，研究者是否能依此論證兩者間具有直接的影響關係呢？這個答案其實是否定的，統計檢定在研究方法中只能用來驗證研究假說是否成立來增加研究的說服力，卻無法做為論點的解釋依據。

社會科學的量化研究多半會先歸納而後演繹。研究者在找出研究問題後，他必須從相關文獻或理論中找到可以用來解釋問題的模型、定理及法則。通常研究者必須對問題領域有深入研究及了解，然後發展出概念性的理論架構，並形成研究假說，此為研究上的歸納法。然後運用統計檢定來驗證假說的真偽，得出了假說成立與否的結果後，再運用邏輯推論來進一步解釋研究所代表的意涵，此為研究上的演繹法。

然而，從 Richter 的文章中，我們卻看不到人民國族認同與經濟感受相關的理論依據，卻在讀者質疑資料與現實脫節的批評下，在文章後記中提到「認同與意識型態影響人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即使忽略人民經濟感受並不完全是一種政治態度與行為，Richter 的統計分析方法還是不可能得出人民國族認同「影響」經濟認同的結果。

因為迴歸模型要做出因果關係的結論，必須要依據原始理論模型建立路徑圖以表示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然後用強迫進入法模式進行複迴歸以估計變項的路徑係數與殘差係數，這也就是路徑分析的方法。我們看不到 Richter 用路徑分析來建立因果模型，要如何相信他所說的人民國族認同「影響」經濟感受呢？

此外，同人相信人民國族認同對經濟感受只有加分或減分的效果，而在不同的經濟痛苦指數情況下，它只能加深或減輕人民對經濟好壞的反映，並不是人民經濟感受好壞的主要原因。換言之，經濟痛苦指數與人民國族認同很可能對於人民經濟感受有顯著的交互作用，這也就代表可能沒辦法使用路徑分析來建立失業率與人民國族認同對經濟感受的因果模型，因為路徑分析有一項假設是自變項之間必須具有可加性，彼此之間是不應該有交互作用可言的。

嚴謹而客觀的研究必須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研究者對於自己的推論，必須要能找到具足夠證據說服力來支持他所提出的論點。如果證據無法證明研究者的推論成立，是不應該對研究結果做擴大的解釋的，即使研究者推說研究過程有完整的邏輯推演，仍然是不應該做出所採用資料分析方法所無法做出的結論。

因為邏輯推演會包括了無法檢驗的基本假設，其多半牽涉了個人主觀的信念與價值判斷，這些都是因為研究者沒有找到公認的理論、定理或法則來增加其基本假設的可信度，這樣的研究是很難具有客觀性而讓人可以信服的呀。

人民經濟感受該如何解讀？

因此，雖然 Richter 的研究結果顯示了人民國族認同與經濟感受有關，但因此而解釋為人民的經濟感受是因為個人的國族認同的影響卻是有問題的。

對於屬於民主制度的台灣而言，族群的認同的歧異本身並不是大問題，因為多元認知本來就是民主社會的特色之一，只要群體間理解相互的差異性，並對彼此展現出適度的誠意與尊重，就可以減輕所謂的「有色眼鏡」的問題。換句話說，關鍵並不在於國族認同的差異，而是在於族群之間相互仇視與不信任，使得群體間因誤會而發生衝突，而經濟問題便是在這種衝突的情境下，讓對立的雙方得到彼此兩敗俱傷之必然結果。

從組織衝突相關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讓群體成員參與決策會增加衝突發生的機會，雖然因此會影響群體的效能，但衝突解決滿意度與群體效能也會因此獲得改善Robey, D. L., Smith, L. A., & Vijayasarathy, L. R. (1993), Perceptions of Conflict and Succes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Development Projects, Journal of MIS (10:1), Summer, pp. 123-139.。另外，也有研究指出，信任可以增進群體參與決策的意願、減少衝突與改善群體效能田靜婷（2002），影響高科技產業研發團隊學習績效相關因素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博士論文。。人民不見得會直接參與政治，但他們的政治態度卻會表達在他們對政策的支持度上。

因此，同人認為應該用下圖的理論模型來看人民國族認同、經濟痛苦指數、與經濟認同間的關係，我們可以發現解決國族認同的偏見必須想辦法增加族群之間的信任基礎與改善衝突解決模式，而非交相指責不同的價值認知系統。

當然，只提出概念上的理論性架構是不夠的，它只是一個假說而必須經由統計檢定的考驗。然而，限於手中並未取得可供研究的數據資料，而且同人只是想點出我們不應用過於簡化的模型去解釋複雜的社會現象，否則那也只是用有色眼鏡來看有色眼鏡而已，會造成極大的迷思。雖然只是提出了一個可能的思考方向，但這也是值得讓後續有興趣的人進行深入探討的主題。